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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经济学探索与时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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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诸多老师之外，还有天津师范大学夏康达老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林兆木老师等。没有名师指点，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启示：一个
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诸多老师之外，还有天津师范大学夏康达老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林兆木老师等。没有名师指点，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启示：一个人的出身和境遇不能选择（或贵族，或寒门），但无论出身贵族或寒门，都需刻苦治学，厚植自己的学问，养成前辈学者所具有的气质与精神。
在前辈精神的熏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四个精神信条：（1）自强不息；（2）心怀天下；（3）独立思考；（4）宽厚包容。我把这四条贴于案头，时时鞭策自己，并慢慢传给同样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女儿。
（二）时代机缘
每个人的成长道路既是他自己的，也是时代的。莎士比亚有句名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本自传，一开始就“把时代给‘立’了起来”。
就自己所处时代而言，曾经亲历过人生“艰辛而痛苦的时代”——20 世纪60 年代；也曾经亲历过人生“幸运而开心的时代”——1978 年12 月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国家“转向”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唯此，才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推上历史舞台，才把被打入“冷宫” 10 多年之久（从1964 年“社教运动”开始）的谷书堂教授推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领导岗位上来，也才有谷老师提出将我调入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的可能，也才有滕维藻校长一锤定音：破格录用。
20 世纪80 年代是最为激情澎湃的年代。我参加“莫干山会议”（1984）和几次全国中青年会议；提出创建“人本经济学”（1986）；提出“建立产权市场的构想”（1987）；破格晋升副教授（1987）；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战略”（1988）；在《经济研究》卷首发表《企业创新论》（1989）等等……都在20 世纪80 年代，折射了整个民族在那个年代苏醒并奋进的光辉。
恩格斯说写作要讲“这一个”，我理解应是“这一时代的这一个”。
感谢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感谢人生难得的机遇。
（三）中青聚会
除了名师指点、历史机缘，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也与众多中青年朋友的“聚会论剑”分不开。
中国改革开放40 年中，经济学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崛起。从1984 年9 月在浙江省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①莫干山会议曾作为“中青年经济学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被评为“中国改革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参见常修泽：《史料版1984 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2012 年第11 期。到1985 年4 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再到1987 年11 月在贵阳举行的“东西部中青年对话会”，一直到1989 年4 月初在京举行的“改革十年：全国中青年理论讨论会”（简称“京丰宾馆会议”），我有幸比较完整地参加了上述学术活动的全过程，并从中得到锻炼。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中青年朋友群体性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朋友彼此之间的“赤诚相见，自由争辩”，以及前进路上的你追我赶、互帮互鉴，成为一种难得的奋进力量。
“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我切身体会到，中青年朋友之间的学术聚会和相互扶持，促使我与诸多朋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共同担起“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责任”，也在相处中并肩成长。
怀念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难忘那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四）宏观历练
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人是需要支点的，施展是需要平台的。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天命之年进京：国家智库再历练》，用实际经历阐述了“支点”和 “平台”的作用。并不是说，在外地、在基层难成大器。古往今来，在边缘乃至在深山修炼成大学问家并不罕见，但要看研究对象。从我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16 年的研究课题来看，是需要宏观平台的。感谢国家有关部门在我“天命之年”（1995 年50 岁）时把我调入北京，感谢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历练使我的理论得以升华。
“条条道路通罗马”，但通往“罗马”的千万条道路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回顾学术人生，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名师＋机缘＋朋友＋平台”，应该是一个人成长的公式。我的成长路印证了这一点。
这四十年都做了啥？操着什么学术“口音”？
文章来源：《时代报告》 网址: http://www.sdbgzz.cn/qikandaodu/2021/0218/9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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